“第二，二人在同居过程中存在财产混同。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在同居期间，赵晓杰转给周英琪的工资收入共有一百四十六万七千元，公诉机关并未将此部分款项数额计入犯罪金额，这也表明公诉机关认可二人财产混同的情况。

第三，被告人周英琪为赵晓杰谋取利益以及赵晓杰送钱给周英琪，不能排除情感因素驱使下的自愿付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证据确实、充分’要求‘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所谓‘合理怀疑’，绝对不能是概括的、模糊的，而应当是具体的，以普通人的判断标准和经验法则为基础，依据现有证据对法律事实进行判断，如果认为存在其他结果可能性，而且足以动摇事实认定的基础，构成合理怀疑。

本案中，周、赵二人具有重组家庭的意愿和感情基础，在此情形下，一方为另一方在职务晋升和责任追究方面通风报信、出面斡旋有关领导，虽有违纪之嫌，但也属于人之常情。

根据赵晓杰、周英琪的供述和证人证言可知，周、赵二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既有基于以后共同生活的想法，也有为了取悦、赢得对方信任或者因不能结婚而给予对方精神补偿。

假设周英琪与赵晓杰最终结为夫妻，双方间的财物往来就会成为二人的共同财产，二人将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就更不存在权钱交易的空间。

在案证据均能反映二人主观上从未将其视为一种交易，而是情感因素驱使下的自愿付出。

因此，周英琪收受情人（赵晓杰）钱款的行为与其情人（赵晓杰）请托行为之间缺乏对应，现有证据更无法证实周英琪存在索贿行为。现有证据链无法得到唯一结论。周英琪收取的款项不应被定性为受贿款项。

二、被告人周英琪收受佳月公司给予的三十万元不应被认定为受贿。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本案中，周英琪仅仅是向第三方民营科技公司推荐了佳月公司，而该推荐行为也是基于赵晓杰的恳求，基于双方存在特殊关系。

而且第三方科技公司也是在综合考量佳月公司的实力后与其合作开展业务的，并不受周英琪的职权影响，双方之间也不存在不正当利益关系。

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