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过安抚政策了。根据开宝税制，西北诸道两税配额，已然有过调整，河西更有重点关照。

论偏远，论穷困，比河西不如的也有，朕若是允了今日之请，予以额外优待，那来日其他道州同样上请，这个要减税，那个要免赋，朕如何回应？

国家财税降低了，中枢支配的钱粮缺少了，朝廷如何维持，军队如何供养，那些利国利民的工程设施如何修建......”

虽然自当政以来，刘皇帝数度此诏下恩旨，减少百姓负担，提高黎民生计水平。每逢灾害，减免受灾害州县税赋更是常有的事。

然而，若是仔细剖析，就可以发现，爱护百姓，体恤黎民，其中有很大程度都是为了树立人设，以收买人心。

刘皇帝的惠民政策，从来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拿减轻税赋这一项来说，往往是在国家财政良好，抑或百姓负担到一种接近危险的程度，方才果断大方。

当年他初继位，实行乾祐新政，就废除了大量的苛捐杂税，但那都是些过于不合理乃至荒诞的税法，比如结婚、出殡、乞讨等等。而在正税方面，也只是象征性的减少，让人看得着希望罢了。

仅王章实行的“省陌”、“省耗”二法，就从百姓手中剥削了大量的钱粮，赚取了大量“差价”，也是持续了近五年，到收取淮南之后，方才调整。记住，是调整，不是废除，税收过程中造成的省耗，一直都是由纳税人买单的。这点到开宝七年，都没有实质的改变。

国初的艰难，财政的拮据，如今想来，都觉不可思议，当初是怎样熬下来的？可以讲，大汉前期的发展强大，就是靠着内部剥削，挖掘潜力。

在乾祐时代的前十年，大汉百姓的日子用艰苦还形容，是没有什么疑问。直到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天下渐成一统，内部造血能力也逐渐恢复正常，方才开始改善。

而大汉百姓迎来真正的好日子，还得是进入开宝年之后。当初制定的那一系列开宝新政，才是真正的惠民、爱民。

在税收的问题上，刘皇帝也素来是理性的，少有因为你一请，我一奏，倒倒苦水，就是轻易允诺的。这也算是他一贯以成的风格了，如非必要，非成例，绝不轻易降税。

这也是对驳回卢多逊奏请的根本原因，不能因为河西偏远困难，军事意义重大，就表现得偏私，毕竟对河西的税收，财政司在制定每年配额时，对其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