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扫，只有少数人穿着清扫工的衣服，多数都是踏歌结束的公民，见到使团行来纷纷停下，热情挥手打招呼。

使团成员都露出微笑点头回应。

有人惊讶问：“这也是自发的？”

出使过克里特的成员都习以为常的点头，“每逢节日、集会都是这样。”

众人都流露出惊讶赞叹之色，这太难得了。

克里特迎使团的官员说：克里特人从小就接受这样的公民教育，已经成为习惯了。

左副使王叔文感叹道：“正是习惯才更难得。”

当一种行为成为人的习惯，就如同唐人吃饭习惯用箸一样，不觉得这是规则，也不需要道德法律去约束，自然而然。这就是治国最高追求的“垂拱而治”了，不治而治。王叔文心里感慨，赞道：“贵国的公民教育很有成效。”

王太子回应道：“大唐的士民教育和国民教育也很不错。”

王太子说的不是客套话。

他还是王子时也和父亲一样去大唐读过书留过学，在长安的官学上了两年，私学也上了两年。官学又分甲等乙等，甲等实施“士民教育”，乙等实施“国民教育”，能考进甲等官学的都是优秀学子，而从甲等官学合格毕业的学子，无论是做官或做技术研究或做学问或做其他行业，都是这个帝国的精英阶层。按阿瑞斯托勒的理解，这就是大唐的精英教育，比国民教育这种普通教育学的内容更广、更深，当然要求也更高。

阿瑞斯托勒也曾在孔子学府和墨子学府这两座大唐有名的私学各上了一学年。大唐的私学和官学一样，最低必须实施国民教育，而有条件的私学都会申请士民教育的资格，按学生的资质分班，优秀学生施以士民教育，普通学生施以国民教育。

阿瑞斯托勒在大唐学习四年，对这个帝国的教育有相当的见解，他认为大唐的士民教育是培育帝国各行业的栋梁和引领人才；而国民教育出来的优秀学子将是这个帝国的中间力量；接受国民教育出来的普通学子则是这个帝国庞大的基层力量，他们具备基本的国民素质，从小培养对帝国的忠诚、荣耀和责任，拥有知识和改变命运的进取心，比起没有接受国民教育的民众，他们更会学习思考，更有创造力。如果有上千万这样的国民，阿瑞斯托勒认为，大唐帝国厚积薄发的爆发力必定是举世骇然的。

但他又认为，大唐帝国的国民教育和他们克里特的公民教育相比，还是差了一些，唯有针对精英的士民教育可堪相比，但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是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