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读者对于我们杂志来说是幸事，你们想着给人家回信。”

他一提起这件事，编辑部负责拆读读者来信的小姚抱怨道：“主编，最近读者来信实在太多了，别说是回信了，我每天收信、拆信都要浪费不少时间。”

现在这个年代读者给报刊杂志写信的热情是后世难以想象的，人文社是国家级出版社，《当代》虽然才创刊一年多，可在文学界的名声已然雀起，平日里的读者来信数量自然不会少。

小姚每周二、周五两天一上班，就得先到门卫传达室那里扛着一麻袋读者来信，搬到后楼二楼的《当代》编辑部。

一封小小的信封并不沉，可一麻袋信封袋份量就不轻了，有四五十斤之重。

多亏了这个时候的女同志不娇贵，脑子里又根种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小姚这一扛就是一年多。

今年以来，伴随着《当代》的销量暴增，读者来信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

原本她是一周扛两麻袋的来信，《赖子的夏天》发表之后的两个月里，她几乎每天都要扛麻袋。

那两个月麻袋扛得小姚精神都有些恍惚了，有时候她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来人文社到底是来当编辑的，还是来当扛包工的？

好在经过了那两个月的高峰期，到了下半年之后《当代》的读者来信明显下降了不少，但还是比以前多了不少，一周三到四包的来信量，她还是分两回扛上楼，勉强可以接受。

可谁知好景不长，这个1月份，林朝阳的《梵高之死》再次发表在《当代》上。

短短几天之后，传达室的读者来信数量便回弹到了上半年《赖子的夏天》发表之后的程度，并且在之后的几天里又一路飙升。

小姚现在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最怕的就是翟大爷打开窗户探出头喊出的那一句：“小姚，来取信！”

从一周两次，一次一包到一天一次，一次两包，只需要刊发一部《梵高之死》。

而这还只是开始，信到了编辑部，你得拆吧？拆完你得看吧，看完你得回吧？

小姚的痛苦没人懂，也没人同情，谁让她是编辑部新来的小年轻呢？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自己淋过雨，别人也休想撑伞？

最近这几天，因为新一期刊物的大卖，编辑部内充斥着欢声笑语，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唯独小姚，总是闷闷不乐，唉声叹气。

听着小姚的抱怨，覃朝阳问道：“来信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