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是老二排在前头，老三也不逞多让后，脸色就越发阴沉起来。

老四往后等人的名字都没见在上面，然后是他那些没出生的孩子的所作所为。

因为后面的罪过，都算不得过分。

比如凌辱朝廷官员或者王府官、凌驾干涉地方，自私制作印信、夜开城门的铁牌。

同外藩交往，在礼议上僭越，在王府自家私自设殿祭祀他这个高祖老父亲。

毕竟祭祖这件事，可不是一个旁支子嗣能组织的。

一条条的记录，看的朱元璋青筋暴跳。

他本来以为皇帝就当的够不靠谱的了，没成想这帮藩王们更是胡作非为，比皇帝还要过分！

前面看着的是藩王的造孽史记，越往后看的就是朱家子孙受苦史。

因为朱棣是藩王上位，所以就开始对藩王限制极大，免得有人走了他的后路。

既然我淋过雨，索性我就把所有的伞全都给掀喽，你们一个都别想有人打伞。

也就是说，无论人事、考察还是司法，藩王对王官都没有任何实质权力。

相形之下，经过朱棣的刻意转变，朝廷赋予王府官监察藩王及王府的职权，鼓励王官告发，打压藩王。

这使得王官虽名为藩王属官，但其实际地位却位于藩王之上，形成了一种名实不相符的局面。

王官“欺凌”藩王的现象也在所难免，且频繁地发生。

连宣德的亲弟弟都被下人欺负的想要**，被朝廷知悉后，梁王还上书给下人免罪，气得宣德大怒。

他认定是这个人欺辱的弟弟连上书都是被胁迫的，平日里过的日子定然凄惨无比，遂差人做掉下人。

辱王的情况可想而知。

但好就好在朱元璋没有看见什么子孙后代卖沟子的史料。

从正德朝开始，宗禄成为财政的重要开支，藩府所在的布政司出现了拖欠宗禄的现象。

朝廷征收税赋越来越少，需要供养的藩王也越来越多。

针对如何减少宗禄开支，以缓解财政负担的问题，嘉靖一朝的士大夫官员纷纷上疏建言。

其中就有人大胆提议放开藩禁，就是出了五服的让他们从士农工商之业，自谋生路，这样朝廷与宗室便是两难自解。

到了万历年间，宗室遇到的困难更大，许多人都收不到禄米。

下层宗室多不能自存，提出两项建议。

一是听无名无爵的宗室从士农工商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