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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臣第五琦在唐至德三年恢复了桑弘羊实行的盐业专营制度，只不过将生产的环节从桑弘羊的官制改为民制。

第五琦的盐法，存在着与桑弘羊时期同样的缺陷。

于是刘晏在唐代宗宝应元年整顿盐法，将国家专营制改为许可制，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取消了官运和官销两个环节。

盐业的生产环节由有灶籍的盐户私人完成，但在运输和零售方面引进私商的力量，**只垄断收购和批发两個环节。

这种做法类似于大明的土地出租，官府垄断土地的收储(官收)和拍卖(批发)环节，而将食盐交由商人进行。

刘晏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百姓食盐供应改善，国家盐利骤增，从年收入40万贯增加到600万贯。

在两税法改革之前，唐代财政收入盐利占了一半，宫廷耗费、军事支出以及百官俸禄都严重依赖盐利收入。”

王布犁说这么多，胡惟庸倒是明白过来了。

其实大明的盐利根本就没有获得什么暴利收入。

以至于目前大明税收大头已经是田税。

同样他也在暗示，盐官是非常容易搞钱的。

没有把钱放到国家的国库里反倒是放到了自己家里。

两淮之地的盐官，那是富得流油。

如今大明初期实行的“开中法”就是一种许可制，类似于宋代的入中制，要求商人运粮食(或者军队需用的马匹、铁、茶等)到指定地点(一般是边关)，交换盐引，再凭借盐引去批发食盐，然后去零售。

待到万历万历年间，盐引积压严重，盐商没有积极性。

于是朝廷将盐业制度改成纲盐制，要求盐商从分散经营改为结成“商纲”，规定只有在册的商纲才可以购买盐引并从事食盐的批发零售，而且准许这样的垄断资格可以世袭。

清朝延续此法，造就了扬州盐商。

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一年能获利一千五百万两银子，上缴的盐利就足有六百万两。

扬州不仅靠近食盐的重要产地两淮盐场，而且因临近长江、淮河和漕运通道京杭大运河，交通极为便利。

天底下哪有多少人能经得住诱惑，不把银子往自家府库里搬运的？

朱元璋又想起大明后期连盐税都收不上来。

如此暴利的买卖，竟然没有税可收。

这钱都被谁给拿走了？

所以有关盐茶之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