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好了，像行军作战，这次我出兵吐谷浑就准备提前一些通知途经地的商贾，让他们先囤积好物资，这样我到时候便只需要带上银两便可以行军了，有何不好的，再说了，又不是叫你秦王去当掌柜的，你随便找个人出面不就结了，这个有啥面子不面子的，最没面子的是到时候赏赐功臣的时候，赏万金，结果是一万铜板。”

“这不是朝廷穷嘛。”李世民倒没有尴尬。

“穷则变，变则通嘛，前面不是已经跟你聊过不少办法了嘛，虽然现在殿下没办法施行，但是殿下可以从这种小的做起啊，《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柱石，可见以前士农工商地位是平等的，之所以后面变了，是因为商贾发展了，而国家制度没有跟上，导致极少数商贾因利益而作出不少损害朝廷损害士族甚至百姓等利益的事而逐步被打压，这其实是朝廷不作为导致的，我们加强商事管理，虽然不至于说杜绝，但是会极大减少这种情况，商人纳税也是合理并且也是商人合法身份的体现，儒家之所以将商人地位贬低，一方面除了前面的原因以外，也有儒家私心，商人是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比比较大的，也是最有机会培养读书人的，如果不将商人地位贬低，就相当于为儒家增加了竞争对手，同时商业发展，从业人员就多，这样帮世家种地的人就减少，这些都是私利出发所带来的，代表的是儒家，或者说现在的世家的利益，而不是朝廷的，朝廷的利益是税收，商业发达，流通就多，流通一多，生产就多，生产一多，消费就多，这样各种环节的税收便多了起来，如果商业、工业足够好甚至可以减少农税甚至免除农税，这于国于民不是大好事？”

“公子是说以商济农？”马周也是非常难得在饭桌上说话。

“说不上以商济农，而是当一个国家工商业足够发达以后，所带来的税收远超农业税收，比如说工商业税收占比超过六成，先不说农业本身的发展，比如说农税原来是两百万贯，现在工商业税收多了三百万贯，那农税我们降个一半，对朝廷来说，总税收也有四百万贯了，比原来多了一倍，而农民多了一百万贯的收入，户均便多了几百文，他们是不是要置办衣物，是不是考虑送个孩子读书什么的，这样又反过来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当工商业税收增加到八九成的时候，我们仍然以两百万贯的农税基础来算，工商税就四五百万贯了，那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不收农税，农户手中便又每年多出几百文，百姓有钱了自然便有更多的消费，这便是一种良性循环，所以朝廷的核心利益是税收，而税收的核心是流通速度，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