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怯生生的客人那样走进索拉博的眼睛。现在那光芒不见了，客人逃跑了，而我怀疑他是否有胆量回来。我寻思要再过多久才能见到索拉博的微笑，再过多久才会信任我，倘若他会的话。

于是我离开病房，走出去寻找别的旅馆，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再次听到索拉博说话，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

结局，索拉博从来没有接受我的邀请。他也没有拒绝。当绷带拆开，脱去病服，他只是又一个无家可归的哈扎拉孤儿。他能有什么选择呢？他能去哪儿呢？所以我当他同意了，可是实际上，那更像是无言的屈服；与其说是同意，毋宁说是由于他心灰意懒、怀疑一切而来的任人摆布。他渴望的是他原来的生活，而他得到的是我和美国。从方方面面看来，这并不能说是什么凄惨的命运，可是我不能这么告诉他。倘使恶魔仍在你脑中徘徊萦绕，前程又从何谈起呢？

于是就这样，一个星期之后，穿过一片温暖的黑色停机坪，我把哈桑的儿子从阿富汗带到美国，让他飞离那业已过去的凄恻往事，降落在即将到来的未知生活之中。

某天，兴许是1983年或1984年，我在弗里蒙特一间卖录像带的商店。我站在西片区之前，身边有个家伙拿着便利店的纸杯，边喝可乐边指着《七侠荡寇志》，问我有没有看过。“看过，看了十三次。”我说，“查尔斯·勃朗森在里面死了，詹姆斯·科本和罗伯特·华恩也死了。”他狠狠盯了我一眼，好像我朝他的汽水吐口水一样。“太谢谢你啦，老兄。”他说，摇头咕哝着走开了。那时我才明白，在美国，你不能透露电影的结局，要不然你会被谴责，还得为糟蹋了结局的罪行致上万分歉意。

在阿富汗，结局才是最重要的。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博电影院看完印度片回家，阿里、拉辛汗、爸爸或者爸爸那些九流三教的朋友——各种远房亲戚在那座房子进进出出——想知道的只有这些：电影里面那个姑娘找到幸福了吗？电影里面那个家伙胜利地实现了他的梦想吗？还是失败了，郁郁而终？

他们想知道的是结局是不是幸福。

如果今天有人问起哈桑、索拉博和我的故事结局是否圆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人能回答吗？

毕竟，生活并非印度电影。阿富汗人总喜欢说：生活总会继续。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成功或失败、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只顾像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地缓慢前进。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个问题。尽管上个星期天出现了小小的奇迹。7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