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金贵不成？”

“你当我没查过吗？”阮元道：“这总商行馆里，有之前历年留存的缙绅录，我查到当年的，一眼便知。那鄂容安的事，不瞒你说，我也找渊如兄问过，朝廷那里，名声很好，做河南巡抚的时候，也颇有治绩，多少算个能臣吧？”

“能臣？伯元，那天钱老爷子来咱馆里，我可听得清楚，什么叫能臣？不就是做样子给皇上看的豺狼禽兽吗？”

“也不是。”阮元倒是非常平静：“国史馆有鄂容安的档案，里面写着，百姓在他当河南巡抚的时候，也受了不少好处。而且……就在那件事之后六年……”

“伯元，你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听得我累得慌。”

“那之后六年，是乾隆二十年，那年大军平定准噶尔，阿睦尔撒纳先降后叛，突然袭击了伊犁的朝廷军队。鄂容安当时便在伊犁，那时朝廷驻军只有数百人，根本无力相抗。最后……他自尽殉国。”

杨吉这才明白，鄂容安既已殉国，按惯例，便是国家忠烈之士。之前所作所为，即便有失当之处，也只好既往不咎。何况阮玉堂罢官之后，还复了官职。和为国殉难相比，罢免阮玉堂的事，就更是不值一提了。更何况，鄂容安原本也只是错听流言，而非有意陷害。

也就是说，阮玉堂的事，朝廷里估计是翻不了案了。

沉吟半晌，杨吉又问道：“那当日掌管都察院的，又是何人？”

“当日的左都御史吗？”阮元似乎更不愿说这个名字，可沉吟了一会儿，还是说了出来：“是刘中堂的父亲，刘文正公，名讳是上统下勋。”

杨吉这才明白，为什么当日康山草堂之上，刘墉听说阮元爷爷姓名之后，会有那样的反应。

“那……”杨吉有些不解，问道：“你是说，刘中堂的父亲，是个昏官？”

“不是，刘文正公是本朝数得上的好宰相，他做宰相的时候，提了不少有用的意见。也严查了不少**污吏，就是我们扬州寻常的百姓，提起他也都是赞誉有加呢。”清代原本以大学士为文臣之首，进入乾隆时代，军机处已经成为最高决策机构，但如果同时身兼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还是可以称为真宰相。而且这种大臣，实权绝对不小，刘统勋身兼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十二年之久，称一句宰相并不为过。

“也就是说，那老刘大人也是一时失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