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何故，竟要编纂这两部诗集，这诗集编成了，日后又有何用益啊？”

阮元也自饮了一杯，道：“小岘兄，这也是我今日本应告知各位之事，想来各位今日齐聚于此，也都会有这个疑问，那我也试着解答一二。我在山东之时，渐涉金石之道，方知金石古器，对于经史研读，多有裨益，许多读经读史晦涩不通之处，若是得有实际器物、墓志碑铭加以佐证，便极易贯通。诗文也是一样，杜工部诗人称‘诗史’，即是因其诗作详实，可补乙部不足，另外，若诗做到好处，后世之人，亦可参详借鉴，知作诗并非仅为应举卒业之用，亦不可唯求华美，溺于炫技之道，须当心怀天下，据实以录今日之事，方能有裨益与后人。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若是后人欲观国朝诗作，见国朝气象，却发现诗文大多无考，那后人还不得认为，国朝并无可称道之事，乃是文风凋零之期吗？”

说着，看看自己身边的一册《淮海英灵集》，又道：“此外，我编定此书之际，也曾多番寻访淮扬耆宿，方知这些年来，淮扬自订诗集的贤达名士，竟是日渐变少了。这诗作向来有个特点，散者难聚，聚者易传，若是各人诗作散落一方，过得些年月，多半就散佚了。可若是将各人诗作，聚于一书，那只要这部书流传下来，我国朝淮扬贤达，便自然可成不朽之名，两浙亦然。做成诗文是难事，编定诗集，更是不易，若我等不能尽心于此，还有几人愿做这刊修之事啊，赚不得许多钱，所成也是作诗人之名，而非自己之名。所以话说回来，既然我有了这个机会，我也想着把这修书之事办了。人生一世，不能只为衣食财物着想，也该想着留些有用之物，传之于千秋万世才是啊。”

其实阮元所言淮扬文士不愿编刻诗集，也不全是刊刻不易之故，乾隆后期，多有诗文之禁，阮元年少之时，即有徐述夔《一柱楼诗》之案，牵连甚多，谢启昆当时在做扬州知府，也被扣了个查办不力的罪名一时免职。是以文人不愿编刻诗集，也有畏祸之心。阮元少年时潜心读书，对此了解不多，反而对诗文编刻并无过度恐惧，后来一方面深受乾隆知遇之恩，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前辈交流，对此也渐有耳闻，是以此次修书，也有匡正时弊，为乾隆弥补过失之意。

秦瀛为官多年，自然也知道阮元心意，没有多问，又道：“伯元，这《两浙輶轩录》我也看了一些，我得承认，这百余年两浙精华之作，当是尽数包揽于其中了。但我也有一事不明，这其中我看着也有不少诗作，读来实属平平之作，最多也就是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