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远道而来的报捷骑士，冲入城内，一边跑，一边喊，便让全城皆知。

城中群情沸腾，不少川籍、陕籍商贾士子在门前点起鞭炮，噼里啪啦的响了一天。

对于朝廷而言，收复川陕，是日后北伐策略的重要一环，而对于普通士民而言，则意味着心理上的很大变化。

在此之前，明军光复江南以后，一方面意味着大明从濒临灭亡（准确来说是已经灭亡）的境地重新拉了回来，至少可以和北面分庭抗礼。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偏安”思潮的流行，尤其是许多江南文人，对于北伐收复中原缺乏支持，甚至反对，害怕到时候连眼前的形势都会丧失。

毕竟自古以来，南方统一北方的案例实在是罕见。

很多人心中，现在的朝廷更类似于东晋、南宋那般局势。

但好在这种思潮还没有广泛传播，毕竟明朝不是宋朝，社会的整体风貌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就是年轻士人大多比较激进，谁要是敢明面上谈什么“偏安”，估计房子都要被人点了。

这次川陕大捷，可谓一针强心剂，陕西已经属于北方了，拿下川陕，就意味着光烈朝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偏安的南方政权了，彻底将社会中“分江淮而治”的思想涤荡干净。

不过对于看报纸的商人而言，他们更在乎内阁刚刚发布的另一条法令。

月初，随着度田初步完成，江南士绅集团利益受到沉重打击后，朱由榔终于在“大棒”之后，拿出了“胡萝卜”。

内阁正式颁布新的《行社法》

新法规定，凡经营规模达百两以上，人数五人以上的商业组织，需在府衙报备，发放行社牌照，确定股权关系，成为官方认可的商社、商行。

这看似是在给商人增加麻烦，但事实上，背后配套的政策却不止如此。

确立商业行社制度后，首先是废除了过去的贡调制，也就是在过去，由于明代严苛的户籍政策，从事工商业的匠户、商户，社会地位极低，还要负担每年宫中固定的“贡调”。

是的，从法理上说，商税是归属皇室内帑（皇帝的私人财产）的，而匠户则需要每年向皇室进贡手工业品。

朱由榔废除了贡品制度，哪怕是皇家，想要吃穿，也必须花钱向民间平价购买，这极大限制了皇室敛财的能力，老百姓没有“养爹”的义务。

其次，在限制了士绅阶层进行土地投机后，却鼓励他们参与市场行为，投资商铺、厂房、海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