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突然振奋了起来。

在新法颁布以后，广东沿海，是南方受冲击最小的地区。

盖因这里从光烈初年，就已经逐渐进入经济转型，经过十四五年，旧貌换新颜。

越来越多的工厂、企业，拔地而起。仅广州一府，企业注册数就超过了四千，务工人数超过二十万。

如果放眼整个广东，这个数字大概还要增长两倍。

而最让朱由榔惊喜的，还是在广州府的另一项发现。

这还是朱由榔让随行的中书署官吏，去乡间调查寻访发现的。

由于整个广东，大量青壮劳动力向沿海聚集，参与工商业生产，导致许多土地空余抛闲。

而就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完全基于民间自发的，崭新农业生产模式诞生了。

进城务工的农民，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土地，但他们却没法耕种。于是乎，务工农户就和留乡农户达成了契约。

务工农户将自家土地折为股本，留乡农户则将农具、耕牛折为股本，双方共同在官府登记，成立企业。

务工者把土地留在乡里，由企业统一耕作，每年产粮按股本分配给各家农户。而雇佣耕种的农民，则按照经营成本发放工资，如果有用到农具和耕牛的，按股本折算。

也就是说，这时候，在这种“农业合作社”形式下，种地的农民从佃户和自耕农，变成了股东和农业工人。

务工百姓从沿海城市所获得的的财富，又可以以股份增持的方法投资反哺到家乡的合作公司当中。

当然，这和后世建国早期的农业合作社不是一回事，财产并不是集体所有的，而是按照股份分配，遵从的也是市场规律，而非计划经济，反而恰恰是私人资本发展的形式，类似于新世纪的农村信用社或者农垦公司。

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在于，在这样的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

原本的地主-佃农模式被打破了，封建土地主被排斥在外。至于在广州，更多的不是排斥，而是这些地主已经在工商业浪潮中，转化为资本投资者。

农民通过经济上的自我合作，完成了农业生产资料的整合，从而变成一个有力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

而这整个过程中，没有来自朱由榔的“高瞻远瞩”，没有来自中央或者地方衙门的引导或者干涉。

全部，都是当地百姓，在沿海工商业市场化浪潮中，自己摸索、探寻，最后实践出来的方法、道路。

仅在广州一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