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最高标准，另一方面，他其实是以社会现实为考量，教人做事。从子贡赎人的故事，到以直报怨的劝诫，再到“乡愿德之贼也”之类的论点，相对于后世儒家发展到“礼在理先”、再到更后世一味地教人谦和、退后却从不明白地厘定个人权利“讲礼不讲理”的纯乡愿社会，儒家的起点，其实是“先讲理，后讲礼”的。

孔子之后，儒家发展一千多年，到了另一段历史中的宋朝，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利益开始更大程度地引导人们的欲望，商业发展，阶级开始变得混乱时，社会需要一套更加明确的规范，甚至于需要一套更加精细的枷锁，去告诉别人，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的位置在哪里，你能追求的东西在哪里。在当时，这样子来确立一个国家，本身确实是最合理的。

理学，其哲学中心便是理、天理，一亿个人组成一个国家，以怎样的方式，这个国家最和谐稳定，这是就天理，而即便在后世，人们也知道大我与小我的分歧，个人与国家的分歧，要从小我至大我，个人肆无忌惮的欲望，就必须被压制和引导。

人的本身，乏善可陈，他也是可能性无限的动物。但仅以社会构成而论，最坚固的社会是什么呢？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最为严格的阶级，但是数千年来，他们国家连一个说得出的起义都没有，何其牢固。儒家在厘定规矩的同时，实际上保留了人们往上走的路，它希望一部分人能够脱颖而出，甚至希望在“某一天”，天下大同、人人如龙。也是因此，中国在那几千年间，创立了最为辉煌的文明，而不像印度那般安静死寂。

而对于大儒来说，创立一个学问，有他们本身高深的内涵在内，求的是知己。那时候讲学问，有个愿打愿挨的准则，你愿意学，我才告诉你，你不懂，那多半是你愚钝。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圣贤追求的最高状态，所谓人欲，并非欲望，而是私欲。他们探讨的是一个国家怎样能够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其中当然也有种种苛刻之处。但作为普通民众或是平头百姓，未必能够明白“为什么”，那好，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到最后，框框条条剩下了，道理上理解的人，却并不多。

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你能理解的，我告诉你道理，你理解不了，那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理学的条条框框，从来就不是一种人性或学术上的退后，在学术上，它是一次飞跃性的进步。条条框框越多，它确实让人们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