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疏请旨定夺即可，偏偏莫名其妙的轻信一家之言，搞出这么大的麻烦，着实该死。”

高拱沉吟道：“王铮现在已经软禁起来了，据朱都督表示正在进行调查，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他可能收了贿赂。”

“那就该杀。”张居正怒道：“我等眼下筹备北边之事，正要集中全力，而他这件事，事关西南安靖，后方稳定，不杀何以服众？”

高拱点了点头，没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只道：“新任巡抚，我的意思是，让阮文中去。”

张居正对贵州巡抚的安排没什么兴趣，点头表示认可，但补充了一句：“刘显到任前，要叮嘱阮文中切不可擅自开战。”

高拱笑了笑：“那是自然。而且，即便刘显到了，一时之间也不可能开战，我的意思是西南这件事，朝廷必须公允持正，能不打仗绝不要去打，那是下下之策。”

张居正点了点头，把话题一转：“打仗的事情，现在还是集中在北边……若视宣大、蓟辽为京师左右两翼，如今的局面，必有一翼须得发力，震慑北虏。”

高拱心中一动，暗道：果然，张太岳在意的还是这件事。只是，这件事可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呐。

大明自土木之变走上战略防御以后，南倭北寇的祸患蔓延不绝，为此，明廷和边境百姓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长期以来的种种努力收效不大。

至嘉靖朝，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庚午之变”的发生乃至于隆庆元年“汾石之祸”的发生，使朝廷不得不对北部边防做出一些调整和整顿。

自嘉靖后期至隆庆时期，杨一清、王琼、翁万达、戚继光、王崇古、马芳、李成梁、方逢时等一批军事将才被起用或升迁，他们为加强边防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谭纶被调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事物，在他的提议下明廷用了两年半时间，于隆庆四年春筑成空心敌台。

隆庆元年十一月辛酉，徐阶等“廷议防虏”，经过讨论，形成“御虏十三事”，包括责实效、定责任、明战守等，虽然当时这些话都是套话，但经过高拱与张居正的直接关照，边政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隆庆二年八月，张居正上《六事疏》，其一就是“饬武备”，而且也付诸实施。隆庆三年九月，穆宗“大阅将士于京营教场”。参加大阅的精锐士兵有十二万，这对改变长期以来士兵遇战“皆流涕不敢前，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