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想象并不相同，它不是靠着权钱交易之类的手段发达起来的，而是高务实总能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发现商机、提前布局，然后形成垄断或者至少是先发优势。

真要说权钱交易也不是没有，但涉及的人物太吓人了，刘守有就算查到了也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不仅有一大堆世袭罔替的勋贵，甚至还能牵涉到仁圣太后和慈圣太后。

仁圣太后出身的通州陈氏在高务实京华名下有干股，慈圣太后的亲爹、亲弟弟等人也在京华名下有干股，甚至李文进那厮还直接在高务实手中拿过不下于二十万两的巨资。

这TM要是捅出去，高务实死不死不知道，他刘守有自己一定会先死。

所以在经济案件上找京华的麻烦显然行不通，刘守有不想**。

于是接下来，他瞄准了权势问题，或者说是“不臣之心”的问题。这一点，刘守有是从《京华十六条》上着手，把京华实际上操控了安南政局的情况汇报给朱翊钧知晓。

本来按照刘守有的想法，皇帝对于臣子做这种事一定是极其敏感的。尤其安南又是个长期游离于朝廷体系之外的特殊属国，高务实依靠京华把持安南大权，这事被皇帝知道了，那还不赶紧防微杜渐？直接杀了高务实也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然而意外发生了，朱翊钧得知消息之后居然跟没事人一样。他丝毫不相信高务实会放着在大明朝廷做人臣之巅的机会不要，却跑去安南做个土王。

刘守有因此失落了很久，直到前不久他才想明白一个道理：高务实虽然在安南掌握了近乎于“太上都统”的权力，但他的根基一直摆在大明——他是靠京华掌握安南的，而京华的根子在大明啊，如此一来，皇帝当然觉得高务实不会“跑路”喽！

京华在大明的产业加起来，怕不是千万级别的？谁舍得这么大的产业不要，去安南当个土王？

于是刘守有的第二轮打击又落了空，反而让皇帝觉得他魔怔了。

到了这一次，刘守有才终于想明白了，高务实之所以让申时行、余有丁这样的内阁大学士都忌惮无比，既不是因为他有个追谥文正公的伯父，也不是因为财雄天下，而是他拥有皇帝近乎无限的信任。因此要打击高务实，真正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打击这种信任上。

于是便有了这一次的“妖书案”。

只是这“妖书案”的发展现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