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的评价就知道了：“方国珍鱼盐负贩，呰窳偷生，观望从违，志怀首鼠。”——这个人就是一会儿降元一会儿反元，一会儿降朱一会儿反朱，十分不讲信用。

那么推而广之，朱元璋得出的结论就很明显了：但凡商人都不是好东西，全是些混账**，根本无可救药。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喜欢迁怒的人，因此朱元璋甚至对于“盛产商人”的江浙一带整体都很恼火，以至于在开国后，在其他地区都轻徭薄赋、免租低税的情况下，却惟独对江浙百姓课以重税。

只不过他在这事上搞混了一个概念，导致某些很搞笑的阴差阳错：他当时不承认商人身份，导致不承认“商籍”，而既然商籍都不是朝廷所承认的，那么商税自然也就收无可收。

结果这重税不仅没有“害”到江浙一带原有的商人，反而逼得那一带原本不是商人的很多农民也纷纷“改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去从商了。

这也是为何原本的“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种粮食不划算了啊，我种桑养蚕多好？再不然，那就去跟着人家当“倭寇”，做那无本生意算了！

“穷则变，变则通”，江南百姓哪怕没读过书，但这道理显然大家都懂。

问题的根源是找出来了，可是要怎么改变呢？高务实又不会招魂，不可能把朱元璋从孝陵里请出来，跟他把这些道理掰扯明白。

那就只有双管齐下，一是拿儒家经典为自己的做法找理论依据，二是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念歪经。

前者他方才已经简单阐述过了，程文和胡执礼肯定都懂。后者他其实也颇有经验——他此前搞“军工私营”和上《纾驿路疏》时都干过。

一言以蔽之：吾欲从祖宗之本意，未必行祖宗之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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