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不能盲目。改革一定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先做的事情要能给后做的事情提供基础。

他举例说，就好比现在大家都知道海关税的重要性了，但如果没有之前的开关，没有京华大笔投入建设海港，没有建立舰队打击海盗、逼迫沿海私商放弃走私入境为“良商”的话，那现在一年能收的银子，可能也就还是之前那十来万两，怎么可能翻了将近三十倍？

步调要一致，指的是实学派内部要保持团结，推行政策的时候要能齐心协力，而不是互相扯皮拖后腿。

这一点看起来有些像高务实要树立个人权威，但其实他的出发点还真不在这。整个派系团结起来做某件事的时候，除心学派之外的其他派系或无派系官员哪怕持不同意见，也一定不得不斟酌一番。

甚至就算是心学派，通常也不会很乐意与实学派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一点在申时行当政时期是非常明显的。当然，王锡爵回京之后，心学派的作风有日渐转硬的趋向，不过也没有完全变化罢了。

言归正传，两署十三司中除了两位侍郎和各司正副主官之外，其余具体负责办事的官员清一色由举人身份的候补官员充任，基本都是八九品的小官。

这些官员人数虽多，俸禄倒不高，吏部来高务实这里商议，本身也只能算走个过场，毕竟高务实自己设立的机构，不可能不管饭。

兵部这边的情况则麻烦一些，因为相较于去年和今年，他们为明年做出的财政预算提高了着实不少，梁梦龙亲自带着四位侍郎中的三位同来，便是让三位侍郎分别说明——戎政侍郎不必来，因为京营现在是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出钱出力，户部不插手那一茬。

兵部来商议预算，规格很高，排面十足，但其实归根结底来讲，花钱变多的原因主要出在高务实早有预计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战前储备。大明明确态度要一举覆灭残元，这事已经有好几年了，由于之前皇帝态度坚决并且发力过度，甚至还闹出了西北之乱。

不过在高务实平定了这次叛乱之后，皇帝干脆把财务工作交给他来办。让他干财务，当然不是让他否决这个国策，而正是让他更好的执行这个国策。

昔年永乐朝，成祖五伐漠北时，以那样雄厚的国力也要进行战前储备，何况当前？更何况此番大明还不是以驱逐察哈尔蒙古人为目的，而是要直接连锅端，这需要储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