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日本学者胁田修的指摘，造成五大老是国政决策机关印象的两点关键要素，一是**撤兵的的命令由五大老连署，而更为关键的第二点是武家、寺社领的知行宛行权在五大老手中。

关于第一点，日本学者曾根勇二指出，除了五大老外，五奉行也有署名(注：参见曾根勇二论文《**出兵的撤兵指令》)，因此并非五大老之专权。

关于关键的第二点，五大老确实连署(或者某几位大老连署，甚至家康单独署名)了不少知行宛行状，这些知行宛行主要分为知行增加、遗领安堵、当知行安堵及转封几种。

从日本学者堀越祐一梳理出的庆长三年(1598)十二月至庆长五年五月大老署名下发的62份知行宛行状中，仅有四份是知行的增加。

此前小早川秀秋曾一度减封越前，秀吉死后的庆长四年(1599)二月五日，重新转封筑前、筑后，而其越前旧领由同为秀吉亲戚出身的青木重吉继承，知行由八万增至二十万石。

但此二人的知行加增有特殊性，一是二人均为秀吉亲缘，二是在宛行状中明确提到了加增知行乃是太阁之旨，即丰臣秀吉生前既定计划的践行，这明显也是为了强化“一门”的势力。

在那之前一个月前的正月九日，加增萨摩的岛津忠恒知行五万石，以奖励其在**泗川之战的军功(注：岛津忠恒是义弘之子，他没去**，军功实际上是他爹义弘打来的)，至于同年十月一日加封堀尾吉晴五万石，是作为其普请越前府中城的普请费用。

由此可见，大老连署的知行加增事项，除了实现秀吉生前遗命的小早川秀秋和青木重吉外，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至于子继父的遗领安堵、当知行再次安堵以及转封，则只是对于差不多同等知行的再确认罢了。

因此从上述比例可见，五大老虽然具有知行宛行权，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知行新增例子极其有限。

在庆长五年(1600)二月一日，德川家康曾独断下发宛行状，将森忠政由美浓七万石加增至信浓十三万七千石；同日免除田丸直昌五千石的军役；二月七日，加增细川忠兴丰后飞地六万石。

家康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巧是在前田利家死后，其他三位大老在本国的空档。待同年四月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回来后，又再也没有哪个大名新增知行了。

而且，从上述诸多宛行状来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