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的最后一驾便是递运所，递运所原本便是明代运输物资的体系，主要是负责军事物资和朝廷征收的钱粮赋税，所以递运所跟后世的水运一样，属于运量大、但不太追求速度的运输体系。

按照大明早期的规定，递运所“置船，俱饰以红。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

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

早年间的递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吏员，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外还设有百夫长。运输任务在陆驿由军卒承担，水路则由各地船户负责。

这种递运运输，基本上采取定点、定线，兼以接力的方法。作为专职的递运业务，递运所把陆路运输和海、河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算得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很可惜，和朱元璋制定的很多其他制度一样，递运所制度也没能坚持住，其在弘治年间时，全国递运所曾高达到324处。然而进入万历年间，高务实经过统计发现，全国的递运所数目早已骤减，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已经只剩100多处，差不多到了消亡的边缘。

而略有些尴尬的是，高务实发现朝廷裁撤递运所最快的时期，正是先帝穆宗隆庆年间。仅仅高拱起复回京之后的两年，全国上下便裁撤了113处递运所。

不过，高务实没有因为事涉自家三伯高文正公便讳莫如深，而是详细分析了这种情况的由来和影响。

按照高务实的分析，高拱当初裁撤这些递运所的主要原因其实很简单：嘉靖年间留下的旧账实在太多，朝廷严重亏空，仅拖欠的官员俸禄和各军军饷加在一块儿就高达一千多万两。

考虑到当时朝廷正经的岁入只有四百来万两(地方留存和直接转运九边的田赋粮税是不算的)，去掉正常开支之后，每年不过勉强维持罢了。倘若如此下去而不加以改变，那就意味着这笔旧账恐怕要欠到天荒地老。

所谓财政，归根结底就两点：收与支。财政出现了问题，解决办法也只有两个：开源和节流。

高拱的做法是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开源方面，一边丈量田地，同时推行一条鞭法从国内征银；一边开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