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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两条，一是靠乡绅自治，二是……能不管的尽量不管，此所谓“民不举官不究”，只要没人来喊冤，我就当这个县是路不拾遗、朗朗乾坤，至于私底下有多少罪恶丑陋，那不关我事。

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国家财力不足以养活那么多行政官员之外，还有一个相对更深层次的思想来源，即汉初曾经非常盛行的黄老思想。

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不如说点现实的。譬如其在社会**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认为君主应该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提倡“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这些主张特别是其中的休养生息，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良性影响，结果出现了文景之治等盛世，也因此对后来的历朝历代造成影响。

但是，这种思想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是靠自发的。譬如一座城市的出现，它不需要规划，全靠自发形成、自发发展而来。

在高务实看来，城市发展由自发而进入规划，是一种必然出现的进步行为，在国家有能力进行规划的时候，规划总比不规划要好。例如唐代长安城规划出了东西二市，商品经济发展很快，这才出现了用“东西”指代物品的新词汇。

只不过在古代社会，能够规划一下首都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要规划更多的城市之细节可能的确力不能及。

高务实始终认为，力不能及就该尽量想办法加强这种“力”，而不应该坐等着这种“力”自然形成——或许有一天会形成，但未免太慢。

黄老思想的优势的一面是允许民间自由发展，劣势的一面则是放任民间无序发展。

高务实作为穿越者当然很清楚，自由发展有利于提升社会活力，但他同样知道无序发展必将带来的隐患。后世西方很多国家所施行的制度就是自由发展，但因为没有足够的引导和限制，就经常要承担无序发展带来的恶果——例如经济危机。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小**也好，大**也罢，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让社会发展在保持活力的同时，又不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