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王雱、吕惠卿，还有宰相府一大批门客辅助完成的。

经学是考生们学习的教材，更是考试的重要内容，因此经学的思想导向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士子风气和思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博学大儒要完成一本经学典籍，花费的是毕生心血，而《三经新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编纂完成。

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三经新义》进入了学堂，并且成了科举考试的参考书，这让苏轼很是不满。

要知道王安石才华是有，可是大宋文人璀璨，在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面前，王安石的文学造诣并不显眼。

苏轼的才情是公认的，他也有他的傲骨，看了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苏轼可谓是嗤之以鼻。

大宋的出版业很发达，要出书很简单。

王安石作为宰相，多的是人为他出书，但苏轼很反感王安石把知识同**捆绑起来。

文人的风骨就在于个体的独立性，他们能发现社会的幽暗面，不对当权者唱赞歌。

王安石利用官家对他信任，拿改革当幌子，把手也伸向了士子选拔之上。

诚然，大宋的人才选拔是出了问题，但绝不是把王安石的一家之言强硬地套在全天下的学子身上。

苏轼直爽坦荡的个性，注定了他和王安石要产生第二次的冲突。

在进士科的考题里，苏轼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论独断》。

考生们一看到题目就知道主考官所指，有胆小怕事的避重就轻，有胆大勇敢的直接就在考卷中抨击王安石的种种独断之处。

其他考官怕惹火烧身，主张把言辞激烈的考生黜落，为此苏轼同他们是据理力争。

最后的结果是，一部分激进的考生和阿谀奉承的考生都选拔了一部分。

这件事当然惹恼了王安石，他要求立即罢黜苏轼。

苏轼本有离开中枢的意思，他不怕王安石的攻击和报复。

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王安石的手下的李定、谢景温、邓绾等人对苏辙和他的产业进行了诬陷。

他们散布谣言，说苏家欺行霸市，让其他商户苦不堪言。

在变法派的运作下，商户们竟给开封府递了状纸，请求朝廷给他们“伸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