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这一方式很快通过国有公司和民营行社的一些合作中，迅速传播出去，只要是在几个主要沿海城市和南京之间的贸易活动中，直接使用纸质票证来也更加广泛。

这种纸质票证类似于“银票”，只不过应用更加广泛而已，归根到底，和现代的纸钞还有一定差距，更类似于银行存折。

但这其实才是纸币诞生的合理基础。

像明初那种，直接拿乱印面额的，才是胡搞，宋代的交子，最早就是一种存款凭证。

张同敞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乎做了两手准备。

首先是要保证安全性，对于大额存款，还是要严谨些，不能只用纸质票据就能取款，否则如果客户的纸质票据丢失，或者被偷窃了怎么办？

所以对于三百元以上的存款，需要在银行分行登记，留下备份，指定财产所有人和固定的取款人才能收取，如果取款人出现意外，则需要登记人重新指定，如果登记人和所有人也出现意外，这份财产将作为遗产，由所有人直系亲属继承。

这种大金额的保护措施，主要是针对公司转账之类的大额交易

而对于三百元以下的金额，就没有这么麻烦，只要手上有票据，编号能和银行备案对应即可取款。

除此之外，贷款业务也是银行的主要任务之一。

大明船舶公司是一个得到皇家银行贷款的单位，宁波分行向船舶公司拨了七十万元的贷款，分作十期，八年内偿还，利润大概有七万元，算是低息贷款了。

接下来的主要放贷业务，也是针对造船业，和国有工业公司。

至于对民间企业的贷款，还是比较谨慎。

因为经过几年的实践，张同敞也遇到了不少问题，而他对此的总结是。

此时的大明，虽然已经在建立起资本化的国家机器，但却缺乏一部足以保护这种新经济形式的法律。

比如，企业债务纠纷如何解决，如果经营不善，怎样才算倒闭，企业的所有权如何规范，发生争执又有谁来审判？

在过去，商贾是被压制的社会阶层，这种压制不仅仅只是体现在社会地位的低下，更重要的是，朝廷不屑于建立一个规范，来衡量他们的社会活动。

结果就是，民间商贾的经营规模，完全取决于地主阶级所掌控的官僚机器的意志。

这也是朱由榔最担心的东西，他从来不相信自己手下这帮官僚集团是什么好鸟，在封建社会，官僚，尤其是地方官僚，就是地主，就是士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