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维护他们的社会特权与地位，他们当然会对逐渐上升的新兴资本家们充满警惕与打压。

“一个臭卖货、跑海的，凭什么和我世代官绅相提并论？”

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动用什么官府权力，只需要乡里的宗祠，就能对付了。

在这个年头，作为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级，宗族是拥有独立于官府之外的审判权，可以限制宗族成员的人身自由。

而资本经济最需要的，就是可以流动的劳动人口和资金。

关于这一点，朱由榔之前也采取了不少办法，比如废除了人口流动所需的“路引”，跨府县的流动无需官府和乡绅的作保。

但明朝严苛的户籍制度，依然是一条拦路虎。

而且户籍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敌人，它背后还有种种封建关系。

奴籍、**籍的压迫，士民户籍间的巨大鸿沟，都奠定着整个阶级社会的基础，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也是朱由榔支持政企分离，和鼓励民间工商业，而不会将所有东西交给所谓“朝廷命官”们打理。

所谓“国家”，不是什么独立存在的势力，而是一整个统治集团，在这个年代，就是地主士绅们。

在这种情况下，去搞什么完全“国有化”，实际上是官僚化、士绅化，看似是把国家经济命脉掌控在自己手里，其实是推给了封建士绅。

这也是历史上清末洋务运动，所谓“官督商办”的症结所在，只是在明面上办了些所谓近代企业，但事实上，这些东西的命脉还是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最后反而变成了军阀混战的工具。

这和工人阶级专政后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完全是两码事。

工人阶级的国有化，本质上是集体化，无产者作为统治者，才有收益的可能。

国有，首先得看国家是属于谁的。

如此种种，都催促这朱由榔改革现有的律法制度迫切性，但朱由榔知道，一旦迈出这一步，那就不只是之前那样小心翼翼的博弈，而是要面对整个运行了上千年的阶级秩序。

朱由榔必须先完成国家的统一，并且给大明创造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就像太祖朱元璋当初那样，最后，才能向国家内部，举起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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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烈五年，四月

随着开春以后，海上的商业航线又忙碌起来，而在浙江沿海，一支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