妃成为人们普遍怀疑的对象，朱翊钧为了保护朱常洵母子，这才被迫令朱常洵就藩洛阳，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宣告结束。

单从表面上来看，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令大明朝廷上渐渐平息的喧闹比之前更加严重、使得朱翊钧长时间处于怠政状态，但在事实上，高务实很清楚，国本之争带给大明的不利影响远不止此。

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中，朱翊钧为削弱主张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文官集团的势力，采取了缺官不补的措施，根据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统计，仅仅在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即使是文官们请求简补，朱翊钧也一概不听。

科道御史和巡抚是明代监察系统的核心，缺官的问题竟然如此严重，可想而知明代的监察系统在国本之争的过程中已经陷入瘫痪。

随着监察系统陷入瘫痪，万历时期吏治**的问题必然会大大加剧，由此导致的土地兼并、流民起义等问题必定会将大明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虽然一致支持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是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又分成了东林党和齐、楚、浙、宣、昆党两派，围绕着国本之争和利益之争，这两派先后搞出了三王并封、福王之国、楚太子狱、韩敬科场案、辛亥京察、丁巳京察、妖书案、梃击案等一系列事件，甚至泰昌、天启时期的红丸案、移宫案都与此有关。

在国本和利益的纠葛中，万历一朝的朝政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这种混乱甚至最终被努尔哈赤所利用，导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于努尔哈赤的八旗军。

这还没完，朱翊钧对文官集团的缺官不补，和文官集团内部东林党与齐、楚、浙等党的相互攻讦，导致大量想要入仕报国的士子无法进入仕途或不愿进入仕途，这些人在明代被统称为“山人”。

“山人”虽然与仕途无缘，但他们想要积极参与**的热忱却未曾消减，所以“山人”们多通过成为内阁辅臣、总督幕宾的方式来参与**，例如内阁首辅申时行的幕宾黄习远和陆应阳、内阁辅臣李廷机的幕宾有陈九德、潘纬。

能成为内阁辅臣、总督幕宾的“山人”大多赫赫有名、家世显赫，因而他们之间能形成一种内阁辅臣和总督利用山人巩固自己权位、“山人”利用内阁辅臣和总督参与**的互利共赢的关系，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