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那会儿统称为百越。滇和夜郎则在云南贵州一带。南方山区部族，就是那些分布在连绵山脉的各部落。

南部和北部不一样，南部的耕地环境总体而言非常好，汉帝国自身就是一个农耕帝国，儒家那一套思想推广过去，搞得非常顺利。当然，在这个军事扩张和文化推广的过程中，塑造‘历史记忆’这个传家宝自然是少不了的。

在东汉的会稽郡，也就是今天浙江、福建一带，人们强化了‘舜，东夷之人也’这种说法。当地人认为，华夏上古贤君舜，其实与会稽的民众有血缘联系，所以会稽郡的人也属于华夏系统。

还有西南的蜀郡，也就是今天四川成都一带，当地则流传‘禹兴于西羌’的说法，也借此摆脱了华夏边缘的地位，成功加入华夏大家庭。

不过，在一些不便快速推进农业生产的南方山区、西南山区，汉帝国就得多花点力气。这些地方实行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汉帝国农民就渗透到这些地区，尽可能占领河谷和低地，商人则在这些地方收购土产，并雇佣当地劳工，而汉帝国的地方官员则通过各部族首领来收取当地赋税。

总而言之，在向西、向南的不断扩张过程中，作为‘华夏正统’的汉帝国把古代华夏的边缘扩展到当时的极致，最终形成了今天(还是指明朝)的华夏共识，也就是后来鞑清认为的‘汉地十八省’。”

刘馨这次全程没有打岔，认认真真听高务实说完了他眼中“华夏”形成的整个过程，虽然高务实没有直说汉人“同化力”的来源，但显然她已经明白了。

于是她试图自己总结一下，想了想，道：“你的意思是说，中国这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是靠着强调自身的强大与高贵，从而使得周边的一些力量自惭形秽，于是自己上赶着为自己‘塑造历史’，争取加入这个‘华夏’联盟，最后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高务实伸出大拇指，赞道：“你总结的这两个要素很关键，即‘强大与高贵’。强大，意味着神威不可战胜；高贵，意味着神圣不可侵犯。

前者让被视为蛮夷的人无法抗拒，难以通过暴力手段打破‘华夏联盟’的骄傲，证明自己不比‘华夏’来得差；而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身份差，让‘蛮夷之人’产生身份认同危机，于是便急于改善和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显然，把自己也弄进华夏体系，肯定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